中国佛教起源：公历纪元前，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，洛阳白马寺一直被佛门弟子同尊为“释源”，即中国佛教的发源地，经长期传播发展，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。佛教的东传：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後，陆续有梵僧来华，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。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，始於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。据《开元释教录》载，从桓帝到献帝(一八九－二二○)的四十年中，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，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。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。安世高，原为安息太子，东汉桓帝建和元年(一四七)东来洛阳，二十馀年间，致力译经，共译出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、《四谛经》、《八正道经》等三十馀部，多为小乘禅数「阿毗昙」之学，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。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，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，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。支娄迦谶(简称支谶)，大月氏人，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，於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，皆为大乘之学，以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首楞严三昧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最为重要。《道行般若经》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，其後魏晋玄学兴起，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；《首楞严三昧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。其中，《般舟三昧经》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。支谶的译典，为後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：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，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。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，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，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，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。